1950年，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发表《客家源流考》的长篇论文，将客家民系的迁徙和系统的形成，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前后历五次大迁移。在这篇论文中，罗香林先生试图就“客家”的概念进行界定：

　　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届，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 ，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和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之迹象。

　　这篇论文奠定了学术界对“客家”概念的界定基础，后来的客家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罗香林先生所界定的对象范围。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客家的居住地域、语言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客家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客家民系特点优越性的突出和强调，这恰恰构成了外界对客家民系的深刻印象。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也有一定的篇幅论证客家民系的性格特征，朴实、富有进取精神、重视教育、女性的吃苦耐劳精神等等大而无当、可以用来宽泛地界定中华民族“国民性”特点的修辞策略，[17]也被中外学者用以描述客家民系的性格特征。

　　在许多外国学者的眼中，客家人是中国最优秀族群，而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中国人相比较基础上的。[18]恰恰是这些来自于异域的文化研究者（大多为传教士）的印象与本土客家学者之间形成了文化理念上的共谋，这些人将客家描述为中华民族的最优秀族群，在这一点上与本土客家学者的论证与研究不谋而合。本土客家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政治上的诉求正是以证明本族群文化具有正宗的汉族血统和文化渊源为指归，确立其作为汉民族一支的身份认同。确实也是如此，无论其语言、迁徙路线、文化象征符号，还是其民系特征，到目前为止，从主流的学术话语来看，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从某种意义而言，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客家民系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想象”（imaged）的共同体。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广东梅州一带，赣南、闽西、粤北、粤西乃至四川等地区的客家研究也渐趋深入。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客家也越来越服务于调动海内外客家籍人士的族群认同意识，期望以此推动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社会动员，各种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化被客家地区的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重新发明（invent）出来。本来，在赣南和闽西一带——至少在赣南——除了语言与风俗的认同之外（因为人们与其他方言民系之间的关系不似广东地区紧张），人们的族群认同意识也相应地不如广东客家人强烈，但是，现在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闽西被发明为“客家祖地”，赣南则为“客家大本营”，很多地域性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也被冠于“客家”的品牌。就客家文化资源的不断发掘、重新发明而言，我们看到了新时期民族主义的地域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