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回到生活”的口号也是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提出的，其针对的问题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中愈演愈烈的书面文本特别是书面历史文本研究。高丙中认为，书面历史文本研究最终导致了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研究者最终迷失于对书面历史文本进行形式化研究的学术智力游戏，而完全不关心被研究对象主体的命运和遭遇，从而使学术研究从根本处丧失了批判的、人文的终极关怀，因此学术研究应当从单纯研究文本回到研究语境中的文本也就是回到关注创作了文本的、活动着的实践主体（不仅仅是逻辑主体）的研究立场上来，从而“关心在传统向现代的大转换过程中显得异常艰难、异常困苦的人生”。索绪尔在世，他不会赞成这种意见，因为索绪尔坚持认为，在研究对象中引进活动主体也就意味着引进了对象主体的外在性意识，从而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外在化。当然，事实已经证明索绪尔的判断是偏颇的，与对象主体相关的研究也可以是内在性的，而与对象主体无关的研究却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普罗普的童话形态学研究已经证明排除对象主体的研究可以达致学术研究最大化的内在性，而近年中国学者引进活动主体于被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同样可以是内在性的，当然也可以是外在性的。

　　朝戈金的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与《中华民间文学史》不同，《口头史诗诗学》尽管是以蒙古史诗“江格尔”为研究对象，但与共时性的内在语言学一样，无论英语、德语还是法语，都只是索绪尔研究语言规则的临时性媒介，而索绪尔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只是隐藏在具体的民族语言背后的普遍性和共时性语言规则。朝戈金所研究的是史诗“江格尔”这一文学文本的程式句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蒙古史诗“江格尔”的文学文本研究内在于所有史诗文学中的一般句法程式。由于《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挖掘具体的民族精神，也不是重点描述具体的文学活动，而是分析抽象的语言规则（句法），因此，尽管《诗学》的研究也十分强调活动着的对象主体在特定语境中对程式句法（规则）的具体应用，但其整体研究仍然十分接近索绪尔所提出的内在性的学术理想。当然，将活动主体引进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本身作为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向之一并不是五四以来政治主体性学术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经历了索绪尔式的内在性历史主义批判后的学术问题或学术问题意识的重建。

　　与索绪尔一样，年轻一代中国民间文学学者首先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内在性方面与索绪尔保持了一致的取向。正如索绪尔坚持内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内在于语言的共时性、普遍性规则。高丙中也认为，文化活动的模式（规则）而不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才是定义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的准入途径。王娟更是完全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民俗和民间文学之“民”绝对抽象化。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与索绪尔当年的设想不同了，目前中国一些年轻学者认为，仅仅是内在规则并不足以构成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完整的研究对象，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完整对象应当是包括规则、主体和活动在内的全部生活要素，这就十分接近胡塞尔所定义的“生活世界”了。在索绪尔看来，这种以“生活世界”为对象的研究思路当然属于外在性的研究，而不再可能是内在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