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刚刚讲的《伊利亚特》，那个英雄阿喀琉斯退出战场了，战争逆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下就倒退到十年以前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用倒叙来交待这件事情的原因和经过。我们中国的叙事呢？像《封神榜》，姜子牙还没下山，就知道各路神仙都要到封神台上来。《红楼梦》才写了几回，太虚幻境出来了，红楼十二钗的带有预言性的册子出来了，把这些人的命运暗示出来了。当然，不是红学家的读者对里面人物的命运还是不甚了然，隔雾看花，这就刺激了你的忧虑情绪，刺激了你的好奇心。我们是带着这种命运感去读书。西方有没有预言性？有，但这是它的非正常状况，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巫婆预言树林运动，爱丁堡城就陷落，但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我们中国有没有倒叙呢？也有，我们《古文观止》的第一篇，也就是《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实际上就是一个倒叙，郑伯打败他的弟弟段叔，是在鲁隐公元年。根据《史记》的诸侯年表一查，这个时候郑庄公已经有三十六岁，在这里用了一个“初”字，就把时间倒退到三十六年以前，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娶了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寤生，也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生下来了，把他母亲吓了一跳。所以她不喜欢郑庄公，而喜欢她弟弟段叔，就不断地为段叔向他要土地，向他要城池的规模，最后酿成了这样一场兄弟间的大规模的战争，郑庄公把他弟弟赶跑了，消灭了。这件事倒退了三十六年来交待来龙去脉。郑庄公讨伐了他弟弟后，发誓不到九泉之下就不见他的母亲了，后来他有点后悔。当时，他有一个大臣叫颍考叔，到他家吃饭，吃饭时他把肉留着不吃，把它打包带回家，郑庄公很奇怪，问他为什么，颍考叔说因为他的母亲喜欢吃这个。郑庄公就说，你们做臣子的都有这个福份，我就没有。因为郑庄公说要在九泉之下才见他母亲，颍考叔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挖个地道，挖到能见泉水，就可以在这个有泉水的地道中见他的母亲，这不就是九泉之下嘛。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前面是倒叙，后面是补叙，补叙了后面几年的发生的事，因为颍考叔献计，很可能不是当年发生的。

　　我们中国古代的编年史书，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样编写的，因为一个事件不可能在某一年内从头到尾完完整整，或者在某一个月内完完整整地发生。因此它必须根据这个事情的高潮或结局在哪一年，把它集中在这一年中交待，然后用“初”字倒叙出它的起因和过程，来交待它的来龙去脉，如果还有余波的话则还要补叙。我们的编年体史书是以年代作为主人公的，而记传体史书以人作为主人公，记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作为主人公。那么既然以年代作为主人公，作为记载的标识，又不想把事件切割得过于零碎，就有必要对时间的顺序进行来回的调度和折叠。中国人也会把时间倒来倒去的，但作为一个总的时间框架，宏观的时间框架，预叙或者预言性叙事是我们正常的方式，尤其在虚构的作品里面。一直到晚清都是这样的。晚清有个著名的翻译家叫林琴南，他译了一百八十多部外国小说，但他居然不懂外文。林译小说在晚清的影响很大的，这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一种对话，他总是把一种具体的东西译成一个宏观的大时空的方式。比如说《艾凡赫》，书名是个人名，直译过来，是会使当时的中国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艾凡赫是什么呢？林琴南当时把它译成《萨克逊劫后英雄略》，萨克逊是一个种族，写一场大劫后一个英雄的传记，他把一个具体的东西翻译成一个有历史背景的有大的伦理定位的东西。还有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他译成了《黑奴吁天录》，黑奴是一个种族，吁天就是向天申冤求救。《黑奴吁天录》是晚清时的一部重要的翻译小说，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教材。《大卫?科波菲尔》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他译成了《块肉余生述》——这块“肉”掉下来后九死一生的自述。《堂吉诃德》被译成了《魔侠传》：一个走火入魔的侠客的传记。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过于具体的东西看来可能莫名其妙，像美国的长篇小说《飘》，拍成电影后，如果译为“飘”，票房价值不会飘到你的口袋里去。中国译成《乱世佳人》，这样的话才会有票房价值，现在我们港台翻译西方的影视都是这样，把它意译过来，译成一个大时空的东西，一个有意喻的，有历史的，有伦理的定位的东西。这就是东西方思维的第一关注点和顺序的不同，跟我们整个叙事文学都有关系。